曾听说台湾书市有关生死学的书热销，心里总有些不信，看书嘛，主要求个轻松愉快，干嘛那么恐怖？可不久前，我应邀去台湾讲学，眼前所见，确实证明所传不谬。
走进正中书局楼下的书店，或迈进三民书局宽大的售书厅，抑或穿行在遍布于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等地的金石堂，在琳琅满目的书的海洋中，你总能发现许许多多的有关死亡的书。举其大要，如：光启出版的《跃》，小知堂出版的《人生不可承受之轻》，中央日报出版的《病榻之声》，圆神出版的《一起面对生死》，正中书局出版的《最后的礼物》，东大出版的《中国死亡智慧》，中国时报出版的《癌症与我》，远流出版的《生死大事》；此外，桂冠更推出了由杨国枢先生主编的“现代生死学丛书系列”一套7本，它们是：《生死的抉择》、《今生今世》、《解构死亡》、《生死一瞬间》、《为动物说话》、《谈病说痛》、《生与死》，这是一套翻译的书。在台湾的10余天，笔者来去匆匆，但购买到和别人送的有关生死学的书就有30余种。据说，台湾书市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生死学的书已有近百种之多，真可谓洋洋大观了。
为何台湾人对生死问题如此感兴趣，以至引发如此罕见的出版热潮呢？首先是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教授于1993年在正中书局出版了《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》，至1996年已发行了5版，蝉联各大书局畅销书排行榜。傅先生在美国天普大学讲授有关死亡学课程已有十余年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，他还以自己罹患淋巴腺癌的亲身经历为写作动力，著出了这部既有理论深度，又不乏感人至深之魅力的书。它的出版迅速激起了台湾学界及民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。近来，更有影响巨大的由索甲仁波切著的《西藏生死书》的问世，它激起无数的人对死后世界的关注。
当然，更重要的原因是杨国枢先生所说的3点：一者，近年来，台湾民众物质生活水准日益提升，多数民众都已远离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桎梏，进而追求精神或心理生活的改善。晋达这种生活境界的人，对人生之意义与存有之本质的理解比较认真，因而会激发探索生死问题的兴趣。其二，近年来，升学主义在台湾的影响日益严重，升学考试更为激烈，考上者与没考上者压力都很大，甚至导至了自杀率的上升，这无疑让许多青少年关心生死问题。最后，台湾民众的平均寿命日益增长，已成为高龄化社会。如此多的老人和如此多的照顾老人的民众，他们自然对生死问题非常感兴趣。
杨先生的分析很有道理，但据我在台湾的考察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杨先生忽略了，即：台湾每年死于癌病的人约有2万余之巨，约每10个家庭就有3家会出现癌病患者。癌症患者的情况与其他面对生死问题的人不一样，属于一种“预知死亡”，即一当确诊，便如判了“死刑”，患者处于一种毫无希望的等死状态之中。在这段迈向死亡之途中，患者数着日子生活，承受着极大的死亡恐惧与痛苦的煎熬。非但这2万人如此，若以每个患者有4—5位直系亲属计算，便有8—12万人陷于这种死亡痛苦之中；再以每位癌患者8—10位朋友计算，便又有16—20万人每年要遇到丧友的揪心之痛。这对只有2千余万人口的台湾来说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如此巨大的要直接处理死亡问题的人众，无疑构成了台湾目前有关生死问题受到广泛重视的主要基础之一。
回观内地的书市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有关死亡的书籍亦出版了约20余种之多，但似乎并没有形成出版及社会的热点。近年来，有关死亡的问题，如安乐死、自杀、老龄化、临终关怀等也引起过许多人的注意，但民众似乎一如既往地关注“生”而少言“死”。展望21世纪，在解决了温饱、进入“小康”状态后，会不会对生死问题产生出浓厚的兴趣？届时，内地的出版业是否也能形成生死学书籍的出版“热点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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